做翻译的郁闷事儿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6813

  身居匈牙利,偶然,在国内网上读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马尔克斯自食其言,终于将《百年孤独》授权给中国某家出版社,十年前他来中国后曾撂下句狠话,说死后150年内不许卖给中国版权!原因是,他在中国看到了许多盗版。

  盗版可恨,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盗版情有可原。一是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即使盗版也无所谓盗版,就像鲜花不能告蜜蜂强奸;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若没有盗版的《百年孤独》,中国当代文学会逊色许多,至少《红高粱》和《白鹿原》很难写成现在这样;三是那时代的人要比现在的人更尊重作家更敬畏文学。说句话粗理不粗的实在话:那时代的盗版不仅是读者的荣幸,也是作家的荣幸,因为让作者在最好的时机遇到了最好的读者。难怪不久前在北京,当略萨看到小说家徐小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83年版的《绿房子》时,不是愤怒,而是感慨,他说要是早知道自己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崇拜者,真应该选择在这里生活。

  当然,1992年后的盗版另当别论(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确实该诛该伐。不过,即使在1992年后,也并非所有作家都有马尔克斯的火爆脾气,比如凯尔泰斯,就温和许多。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后,我花两年时间翻译了他的四部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2007年夏天,我去柏林看望他时,特意带去一份特殊的礼物我回国探亲时在北京大学院外一家旧书店里淘到的盗版《英国旗》。辨别真伪并不难,因为我的译本封面上有凯尔泰斯的烫金签字,扉页用的是有“作家出版社”水纹标记的特种纸;而盗版本除了烫金变成了乌褐色,扉页用的是普通纸外,比原版还少了一页。

  在柏林的凯宾斯基饭店咖啡厅内,当我将盗版《英国旗》送给老人时,他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真的吗?简直不可思议,我的书居然也有人盗版!”要知道,凯尔泰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近十部作品总共没卖出7000册。当然,我千里迢迢送盗版书给他,并不是想跟他告状,而是向他证实:在中国,他的读者远远多于版权页上所写的印数。在那一刻,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未从法律和经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欣慰于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在去雅典途中,我还兴致勃勃地跟朋友们讲,凯尔泰斯不仅欣然收下了盗版书,而且反过来请我在扉页上题字:“感谢您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堕落作证。”甚至,我还跟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希望哪一天能有人盗版我写的书。

  但这事还真就是遇上了。上网,再看两条有关马尔克斯“食言”的后续新闻,为他通过授权打击盗版的明智感到宽慰,然后闷声发笑地读了一条颇有娱乐色彩的社会新闻“带套强奸不算奸”,最后,我登录到邮箱,删除了一堆垃圾信件,并收到一个让我愿望成真的消息:一位热心的笔友来信告诉我,去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译著《摘郁金香的男孩》,在国内刚出了简体版,不过译者并不是我。我赶紧上当当网查了一下,果真发现: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叫“刘丽洁”。

  《摘郁金香的男孩》是匈牙利青年作家德拉古曼的代表作,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前年,台湾的圆神出版社从作者的美国代理那儿买到版权,并出于对作品的尊重,几经辗转通过匈牙利播种出版社负责人找到了我,请我直接从匈牙利语翻译。就这样,我和编辑蕙婷开始了一段默契、愉悦、从未谋面的合作。译稿完成后,蕙婷参照英文版进行了校对,对我的译文十分满意,并就两个问题与我商量:

  一是书名的译法。无论匈文版还是英文版,原名均为《白色国王》,蕙婷说出版社想走温情路线,突出书中的父子亲情。于是我将书名改为《摘郁金香的男孩》,并在序里强调了郁金香的象征意义。二是名字的译法。最初,我按大陆的习惯采用音译将主人公的名字译为“扎塔”,后来采纳了蕙婷的建议,尊重台湾人的习惯将译名汉化,改成了“嘉达”。

  这本书于去年3月份在台湾发行,蕙婷的细心尽职让人感动。她不仅将样书寄到布达佩斯我的住处,并发来几张在台宣传的资料照片,让作者和译者放心满意。几天前,我就简体版的事情写信给她,她表示不知,没听说大陆出版社买了我的翻译版权,因为如果买了,简体版的译者理应是我。

  莫非简体版是重译的?我上网搜了一下“刘丽洁”,只查到她翻的一本美国小说,而且出版方也是中信出版社。如果说刘丽洁从匈语重译,她十有八九是“宋瑞芬”类的“最牛翻译”(因为国内匈语圈里绝无此人);如果是从英语重译,那就奇了怪了,放着现成从母语翻译的版本不用,为何要从英文翻译?唯一的解释是:可能是嫌我译得不好。问题是,既然重译,为什么要抄袭我的译本?别的不说,刘丽洁译的书名居然也为《摘郁金香的男孩》,主人公的名字也一模一样,译成“嘉达”。如果真从英语译的,这种“智力巧合”也过于夸张。

  昨天,我跟作者德拉古曼通电话,他听了表示不可思议。他说他的版权代理确实告他已卖出了大陆版权,但他想当然地认为该用我的译本,并说他只认我的译本。要知道,希望从母语翻译自己的作品,对作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愿望。我反过来苦笑着劝他别生气:“这对你来说没什么损失,因为那肯定就是我的译本,连书名全都原样照搬,可见是非常敬重我的。问题是,他们给我起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名……”

  这让我很郁闷,心里堵得喘不过气。尽管我在国内受到了跟马尔克斯、凯尔泰斯相似的“礼遇”,但丝毫没有幸运感。我既没有马尔克斯脾气(毕竟有出版社为他埋单),也没有凯尔泰斯的温和(毕竟读者知道在读他的作品),而我,只是个翻译,遭到了“强奸”,而且是带套式强奸。

  F107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翻译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命运无常》,艾斯特哈兹《一个女人》《赫拉巴尔之书》等,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巴尔提斯《宁静海》。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和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欧洲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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