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删减”与“增补”现象的“目的”透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14524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翻译,无论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刘重德的“A信、达、切”,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还是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都强调文学翻译要在形式或含义上“忠实”原文,而对原文的删减与增补似乎都是有悖于翻译对“信”的追求。然而,换个角度,结果就不同了。“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侧重翻译的宏观研究,把翻译放到时代中去研究,翻译并不是可以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的。

1.目的论

  Skopos 是希腊语,意思为“目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首次是由德国的弗米尔(H.J. Vermeer)在她老师莱思(K.Reiss)的功能翻译理论基础之上明确提出的,关于译文的目的性原则, Vermeer 是这样解释的:“Each text is produced for a given purpose and should serve this purpose. The Skopos rule thus reads follows: translate/interpret/ speak/ write in a way that enables your text / translation to function in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t is used and with people who want to use it and precisely in the way they want it to function.”[1]他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

  2.严复译文的“增补”与“删减”现象的目的透析

  严复,著名翻译家,代表作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严复于1898 年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翻译标准直到今天,在中国翻译界的统治地位也是其他任何新兴翻译学说所无法取代的。那么,有人会问:严复译文中出现的对原作的 “增补” 与“删减”现象岂不是有悖于自己提出的“信、达、雅”吗?看以下增补一例:

  原文:...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译文: ...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

  显然,原文短短四字,译文“不仅是加了好些字,而且读起来简直象一个战况公报了!”[2],那么这样是否有悖于“信、达、雅”呢?译者是否不理解原文呢?当然不,其实译者是有意这么做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信、达、雅”注入了后人的理解,认为“信”才是严复翻译标准的精髓,实际上这与严复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信”指的是:译文要抓住全文要意,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删,只要不失原意,就无需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前后顺序。 “达”指的是译者首先必须仔细通读全文,做到融会贯通,再进行翻译。为了更好地表达原文本意,可以在词句方面作必要的调整改动,增补删减。 “雅”指的是要采用汉代以前使用的古文。其中,严复认为,“达”最重要而不是“信”,文中提及“求其信, 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3], 不难看出,求信求雅都是为了求达。

  如前所说,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其实,严复的翻译目的性很强,他翻译的书都是有选择性的,都是介绍西方先进意识形态,因为他心目中的读者群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他希望自己的译著可以得到这些人的关注,希望他们能够采纳书中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改革当时落后的体制。为了迎合士大夫,他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若用大众语言来翻译作品,恐统治阶级会不屑一顾;为了让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更好的理解译文,他选择“增补”与“删减”,删减开启民智无用的东西,增添解释性文字,因为“达”说的很清楚:意思融汇贯通之后,可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3.傅东华译文“删减”现象的目的透视

  迄今为止,《飘》的汉译本已经很多了,其中傅东华先生所译的1940年第一版是最早一个,这个译本对原作进行了很多的删减,诚如冯庆华所说:“傅东华先生笔下的《飘》再创造成份过多,常按个人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剪裁,例如第二十五章删去八、九千字”[4],对此译本的批判也很多“长久以来,对傅译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4],批判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对原作的删减。看以下的例子:

  原文:Scarlett knew these hurried preenings were being made with an eye toward meeting his wife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gentleman who had ridden sedately home from a call on a neighbor. She knew also that he was presenting her with just the opportunity she wanted for opening the conversation without revealing her true purpose. [5]

  译文:思嘉知道父亲做这套手脚,是为要对母亲装得规矩些,因而想起现在正是跟他开始谈话的机会了。[6]

  细读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原文的“hurried”,“ with the appearance…on a neighbor” 和“without revealing…purpose”,译文删去未译。从目的论考虑,翻译是一种有目的行为,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即“目的决定手段”[1]。那么,我们有必要分析傅先生翻译《飘》的目的。参看傅东华写于1940年9月15日的译序,他的翻译目的一目了然:“…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总之,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7]。至此,译者“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的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部分内容的“删减”现象。

  诚然,此类例子还有很多,鉴于篇幅问题,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综上所述,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翻译是动态的,我们不能用绝对静止的孤立的眼光去评判优劣,而应与翻译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文化相结合进行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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