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人生痛与乐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624

他翻译的作品有数百万字。但他说,自己不是专业人员,翻译只是副业。有深切到不能释怀的痛与泪,有洞悉世事人性后依然天真动人的爱与笑,有从少年起就多病的身体和向晚愈发丰沛的精神。人海漂浮八十余载,历经妻离子散和起落沉浮,墙上挂着屠格涅夫的一句“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他更清楚记得上大学那年母亲的叮嘱:“做人要凭良心!”

  他就是王智量先生。

  前不久,上海市作协和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举办了“智量先生文学生涯六十年”纪念活动。送给与会者的纪念品,是先生的回忆录《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

  《叶甫盖尼・奥涅金》称得上是王智量文学翻译的代表作。对《奥涅金》的迷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第一届俄语专业学生,硬是把这部长篇诗体小说全部背诵下来,直到晚年依然可以脱口而出。1956年,调入中国社科院的他开始翻译《奥涅金》,试译的十段十四行诗节得到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首肯和指点。但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他被“凑数”增补成右派分子,有人画了一幅漫画:躺在棺材里的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

  从那时起整整20年,王智量妻离子散,先被下放到河北、甘肃农村,后无奈“逃”回上海,在街道小厂搬运钢板、在黄浦江边扛木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最困难时靠兄嫂接济和典卖家当挨日子,从菜场拾菜皮、买做饲料的碎米充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读普希金和《奥涅金》,琢磨如何将原诗的节奏韵律更好地传达出来,仍然是他的每日功课。回忆录里,处处是这样的细节:

  “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按照我给自己定下的方法在心中翻译成中文……”

  “睡在人家硬座车座位底下……我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和几个小本本的手提包,那些纸片和小本本就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有关方面拟重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戈宝权力荐王智量的译本。这份在持续20年的翻译中不断打磨的译稿,终于得见天日。30年来,这部《奥涅金》译本屡次重印,王智量也因此在普希金诞辰200周年时,获得了俄国政府颁发的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

  不只是《奥涅金》,还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智量先生从俄、英、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20多种译著广受赞誉。他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目前唯一的中译本。今年伦敦书展,这个译本被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英方。

  这些年翻译作品所处的窘境,让王智量忧虑。采访时,他正为一个出版社的电话气恼。原来,译作《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合同面临续签,他希望将稿酬稍提高一点,编辑则说已是“最高待遇”,此作出版社已加印10多次,翻译稿酬少得可怜。此前他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近4万字的书仅拿到600元稿费,合同续签时,他要求每千字增加1元“以示尊重”却遭毁约,译稿被人稍加“改写”就堂而皇之地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自90年代合同过期后也未续版权。“一个翻译每天顶多译二十行诗歌,按千字70元计算,稿费仅几十元。我是教学、研究之余爱好翻译,如果是专业人员,如何能体面生活?”一有机会,王智量就呼吁重视翻译、尊重翻译。

  王智量是率真、热情、敏锐、感情丰盈的人。84岁,说起尊严被践踏的痛楚,说起艰辛年代里母亲、儿女受拖累,说到一些师长的知遇之举和萍水相逢者的关心接济,仍会潸然泪下;说起生活的点滴趣事和普希金、屠格涅夫,又每每流溢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让人依稀想见,当年他面对学生朗诵诗作时的情景。

  1978年调到华东师大工作时,王智量已经50岁,十多年后退休,随子女移民澳洲,转居美国。不过,他在70多岁时回到了国内。理由是:“我要回来做事。”于是,有写大饥荒年代西北农村的长篇《饥饿的山村》等几部小说、回忆录的创作,有乔伊斯、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诗文翻译。按他的话说,是“有一点精力就拼命做”,哪怕暂时无人出版,写作、翻译却是“几十年憋着的东西”,不写不快。他相信,对历史的反省和记录,对文化“真东西”的传承,不可或缺。

  如今,他又迷上中国画,刚和华东师大两位老教授办了个“雕虫三老画展”。一只只灵动的虾和一匹匹奔腾的马,大约可以让他悠然心远,不被眼前狭小的公寓所桎梏。“且享书画乐,更无宠辱惊”、“下笔心在天地外,光阴纸上去无踪”的题诗,隐约可见其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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