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为何要翻译《邓小平时代》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475

    2010年秋,傅高义先生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定稿时,冯克利先生称那时候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

    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确有必要仔细了解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和邓小平这个政治家,具体看一看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发生,表现为什么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会失去现实感,言论流于纸上谈兵。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韦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Aufgeregtheit)。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我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他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严格地讲不是一本“邓小平传”,香港的中文版将它改为《邓小平时代》,是很恰当的。

    我以为他这本书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

    我认为很可圈点之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的运作方式,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处事风格,有一个很切实、很准确把握。

    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

    邓小平时代,虽然政治迫害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和残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泽时代相比。

    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无论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现,无论你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廉洁为官也罢,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这是邓小平在维持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同时,给它带来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

    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

    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贬低邓小平。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反映着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

    他一方面深知毛泽东利用中共体制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这种体制中,必须让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义先生的话来说,要让人们“对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要有所惧怕。”(傅高义语)

    邓小平作为一实干家,并不是一个毫无原则,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就像“pragmatic”这个双关词所表明的,他也有其顽固的一面。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只能在于打破一些旧框,所以愿意让手下人在政策上大胆进行尝试。只要他看准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他都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

    对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共这个组织,他一向不能容忍其受到威胁。他保留了毛泽东为他留下的中共这个组织系统,但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革新的自选动作。

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不妨举一个前不久刚发生的现成例子。常有人说中国不接受普世价值,我以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如果“自由贸易”也算是一条普世原则,那么它确实被中共接受了。

    很多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够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傅高义先生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经依稀可见。他在后来专门为香港的中文版所写的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这位缔造了这一奇迹的伟人,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的病重或去世,是会让整个世界神经紧绷的,唯独邓小平这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他以此事证明了自己确实以身作则废除了中共的终身制。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缺伟人,但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制度”建设者的人,却极为罕见。我们有出伟人传统,却没有建设伟大制度的传统,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邓小平本人确曾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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