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翻译家王智量的往事及随想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337

  翻译家智量,原名王智量,江苏江宁人,今年84岁,是老一辈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之一。译著有《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等,并著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饥饿的山村》。智量的译文清丽典雅,他翻译的大量诗歌在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圈内久被传诵,不过随着俄罗斯文学变得越来越弱势,智量的读者似乎正在变少,他的一些译作也久未再版。老人如今蜗居上海,不为世人所知,叶开的拍卖捐赠活动,正是为了唤起读者对一位前辈翻译家的记忆与敬意。书评周刊也愿意借着智量两本名译再版的机会,邀读者一起来认识这位翻译家。

  自觉英文比俄文更好

  1947年,王智量中学毕业考上北大,在北大读了五年书,起初读的法律系,后来到了1949年,他被地下党组织送到哈尔滨学俄语,想要把他培养成未来的外交官。“我在哈尔滨呆了八九个月就回北大了,一个是身体原因,另一个也受不了军事化管理,我们好多同学都跑了,北大学生多散漫啊。”

  回到北大的王智量转到俄语系继续读书,1952年提前毕业当了助教,之后又被中国科学院挑中去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一切似乎很顺利,直到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他停顿了一下便自答道,“从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年。”

  说到这段经历,他就会自然而然想到自己的母亲。“我对不起母亲,假如我不是被打成右派,我的父母也不会饿死,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有一点点吃的,还要留给我的孩子。”王智量的母亲是圣约翰大学前身圣玛利亚书院的毕业生,英文非常好,从4岁时,王智量就跟母亲学习英文。虽然后来从事许多俄文翻译的工作,但他总觉得自己英语比俄语好。而在大量俄罗斯经典文学译品之外,他还特别翻译了英国文豪狄更斯的一部《我们共同的朋友》。

  考大学前离家时,母亲跟王智量说了一段话,他一直记到现在。“你要走了,你要记住,做人要凭良心,不凭良心,就不配做人。”说到这里他哭了起来。“你不要笑话我,每次想到母亲我都要流泪,我这个人很脆弱,像小孩子一样。”

  1958年的某天,王智量来到河北一条河边打算过河,河水那天涨得像长江一样宽,过不去。他坐在河边有一个念头,“就是跳下去,那就什么苦恼也没有了。那时候每一天的生活,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创造条件叫你死。”他在岸边坐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把头上戴的帽子使劲往水里一扔,“我说了句,他妈的,你去跳,我不跳。当时支持我没有去死的力量,不是什么伟大力量,就是想到了母亲。”

  1960年春天,王智量被派到甘肃定西支援春耕,他把在这里见到的事情写进小说《饥饿的山村》里。那时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野菜团子,有一天,王智量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领了野菜团子就去上厕所,把团子放在外面窗沿上,结果出来团子已经被偷走了。“她也不哭也不咒骂,就是坐在地上,两手这样一拍,就说‘我也饿啊……’”王智量学着老太太的模样叹了口气,双手无奈地一拍双腿。“我也拿着野菜团子,我走在她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待会儿,她就像狗一样爬回家。第二天到上午十点钟她还没有出来,已经死在家里。”

  翻译稿费赶不上物价上涨

  “我喜欢看书,从年轻时就喜欢。我爱诗,但是我自己不会写诗,所以我就翻译诗,这样可以借人家灵感表达我自己的感情。”说到这里,王智量从书房里找出影印版的第一版《贝壳》读了起来。他很喜欢这首诗,“这是一首感情非常丰富的诗,这本诗集是我20年前翻译的,我很喜欢这本书。第一版出的时候,我买了几百本送人。我翻译的韵脚,都是原诗的韵脚,假如不是这样,就不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美。”

  时隔20年,这本诗集才再次被出版,中间也有几次被出版社问到要不要再出版,但王智量也都没有上心,现在一次性连同其他十几本书一起签给一家出版社,他觉得比较省心。“中间我被出版社骗过很多次,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出版20多年也没再签过合同,其他出版社想出,但是原出版社却又不让,一直捂在那里。《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好几年前就是第十次印刷了。”

  翻译稿酬太低这件事他也呼吁过,前阵子生病,王智量在医院请的护工一天120块,而现在翻译的稿费是1000字70块,差不多是20行诗。翻译时他要考虑到韵律、节奏、忠实原文各种因素,一天翻译不了20行。“就算翻得了20行,一天70块钱。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他们应该知道。这样下去文化事业怎么发展?”

  几十年前的翻译稿费是千字6-9块钱,如今物价涨了几百倍,稿费只涨到70块,王智量觉得太不合理。

  “那时候我认识一个搞翻译的人,《青年近卫军》的译者,拿翻译稿费就在北京买了一套四合院。”而在叶开的微博上,人们可以读到另一个细节,智量先生边给拍卖的书签名边说,上世纪50年代初他译马雅可夫斯基两首诗收到了140多块钱稿费。相当于现在六七千块吧?

  享受诗歌的力量

  虽然对低廉的翻译报酬也有抱怨,但王智量打心底爱文学。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去慕尼黑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有一天吃自助餐,坐在他对面的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坐在他旁边的是法国巴黎第二大学的一位女教授,他们三个人用英语交流。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无意间透露了王智量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文译者,法国女教授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她开始用俄文背诵普希金的这部作品,恰恰王智量也会背。“我们一起背,不停地背。莫斯科大学的有时候和我们一两句,到了后来,我们干脆紧紧拥抱住。”

  这个细节让王智量再次感觉到诗歌的力量,人的精神境界可以升华到这么纯净。后来这个法国女教授用法文跟王智量说,“你到法国来。”王智量把地址给了她,她连续两年给王智量寄法文教科书。“那个感情非常纯,但是我们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浪漫到这个程度。接下去我们三个人就用俄文交谈,多开心呐。人类感情都应该纯到这样,就没有战争、没有欺骗、没有贫困了。”

  讲到这里,王智量的思绪又被拉回现实,他感叹说,“这是一个讲条件的社会。但我不讲条件,所以我的学生们叫我老顽童。他们说我是为情论者。人都应该掏出良心,千万不要把房子汽车放在第一位。人毕竟是人嘛,不是来吃点儿好的穿点儿好的动物。”

  因为这样的为情论,王智量没少上当受骗。他光是在电视购物上买手机就买过三个,全都是坏的。“这个国家这么多骗子,真奇怪。”手机他是买给一起生活的外孙女的,外孙女其实是他再婚的老伴儿女儿的孩子,孩子从两岁多就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到现在已经十几岁。“她跟我很亲,我总觉得她是个人,有生存的权利。我的妻子当时很作难,只怕我不同意要她,不等她说,我就说,我要!”王智量对外孙女的要求有三点,第一是诚实、第二是勤奋,第三是凭良心。

  王智量喜欢画画,他买了很多画画的书,自己看自己学,徐悲鸿有一幅画他临摹过好多次,是一只鹤孤独地站着,他说他就是那只鹤。

  “你不要笑话我,每次想到母亲我都要流泪,我这个人很脆弱,像小孩子一样。”

  “就算翻得了20行,一天70块钱。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他们应该知道。这样下去文化事业怎么发展?”

  “这是一个讲条件的社会。但我不讲条件,所以我的学生们叫我老顽童。他们说我是为情论者。人都应该掏出良心,千万不要把房子汽车放在第一位。人毕竟是人嘛,不是来吃点儿好的穿点儿好的动物。”

  “人生最大享受是有真的爱人,而我一生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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