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会增添人文内涵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159

        现在人们翻译的满意度评价不是很高。例如许多文学著作的翻译,群中一般更会认可民国知识分子乃至改造后的民国知识分子的译作。不过,这并不代表现在的翻译水平真的不如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知识人放下了写作、研究,但翻译这一块,却得以保存,甚至在“文革”期间,翻译这也没有被彻底打倒。注重翻译,符合推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兵家遗训的领袖精神。一些读书种子及知识人,学有所长,歪打正着,得以在“翻译”中“偷生”。粗略判断,翻译水准的大幅下降,应该是90年代以后。当政治转向,“西方”的面目变得不再可亲,中方与西方的短暂甜蜜,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90年代后,中方与西方的浓情蜜意更多地转向民间。

        翻译水准下降,固然有其功利性因素在内,但不可否认的是,翻译的受众发生了变化。比之民国,现在恐怕有更多的读书人———散居于世界各地、以华语为母语的读书人,可以直接阅读外文原著,无需翻译。最挑剔的受众舍却了译作,几近于原始状态下的商业手法自然趁虚而入,粗制滥造,力求多快好省地制造文化乌有乡,于是有鱼龙混杂的翻译现状。但是,一个人的语言总是有限的,精通十几国语言的天才,每个时代大概数不出十人。有人能读英文原著,但未必能读法文原著。更多的受众,需要译作。善造“圆形方孔”建筑物的时代,亦有不为所动的人文理想主义者。

        2012年9月的《文景》,收入王滨滨、张佩芬等人的文章,介绍德裔瑞士籍作家黑塞的作品及翻译情况。据张滨滨《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黑塞》一文,早在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大纲》(张傅普)就介绍了赫什(即黑塞)的《彼得卡门青》等。随之,《现代文学评论》、《小说月报》介绍黑塞。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黑塞的中篇小说集《青春是美好的》。40年代,《文艺春秋》、《青年界》、《文艺复兴》等杂志再度推出黑塞的作品。50年代,冯至、钱春绮的译介,证明黑塞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80年代对黑塞的重新“发现”,得益于现代知识人对黑塞的译介。

        《世界文学》(双月刊)一向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挑选眼光独到。2012年9月,《世界文学》收入法国格里凡、雷泰、卡恩作等人的理论文选,译者李国辉在文章里提到现代学人对法国自由诗及理论的译介,胡适、周作人、梅光迪、吴宓、刘延陵、君彦等人对自由诗及其理论有所提及。这些学人对法国自由诗及其理论的推介虽粗疏,但也能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文本线索。

        前人有卓识,后人也未必全不花功夫。且不论翻译水准如何,后人,或者说今人,对翻译的热情是有增无减。期刊杂志对外国文学,可谓很重视。除了《世界文学》、《译林》等,像《作家》等杂志,也很看重外国文学的译介。《西部》(2012年9月)之“意大利小辑”,收入马拉帕尔泰等作家的文章。卡尔维诺的《对一场战斗的回忆》,讲述“记忆”对“忘记”的迷恋、“忘记”对“叙事”的忠诚。马拉帕尔泰的《一份手稿的历史》,表达出对欧洲的忧虑,“只有通过自由和对文化的尊重,才能将欧洲从这种可怕的岁月中拯救出来”。后崛起的《天南》,非常注重文学的中外交流。《天南》的新锐,既体现在它对本土不按常规出牌的写作者的看重,也体现于它对外国文学中离经叛道者的译介,它的“语境”,是真正“世界”的。第九期《天南》收入何袜皮《闺房哲学》的英译文。“闺房哲学”之名称,无疑来自萨德侯爵的《闺房哲学》,当然,萨德侯爵也许目前不太适合翻译成中文,他的“施虐症”,过于惊世骇俗。冒犯道德的极端体验,有时候往往能催生出文学的变革。不按路数走的写作人,恰恰会给读者带来很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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