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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问一位当地的医学专家中风的人能够写诗吗,这个问题时,对方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毋庸置疑,除非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肯定地答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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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富含极致浪漫气息的特翁

发布时间: 2009-10-15 10:20:35 浏览次数: 2455

  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问一位当地的医学专家“中风的人能够写诗吗”,这个问题时,对方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毋庸置疑,“除非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肯定地答道。但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就是这样一个颠覆人认知的存在。托马斯在1990年中风后,只会讲简单的几个词,ja(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得知这个噩耗的他的中文版译者北岛写了一首诗给他,“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但最后,托马斯不仅没有失去平衡,甚至不曾把诗锁在心里,诗歌像往常一样找到了他,埋下豌豆种子,生长出不断向上攀爬的枝蔓。他没有停止创作,2011年,瑞典在冷落诗歌界15年后,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了他。

  托马斯的“复杂”烙印在他个体的方方面面,作品无疑是最好的体现,他的诗以密集的隐喻和凝练的语句见长,以至于中文版译者众多,彼此之间却难以认可,到了现在,马悦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他和托马斯一样,极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凭借对瑞典语和中文的精通,将两种语言的语音语调细加揣摩,以此求得最完美的还原。在马悦然看来,译者应如奴隶一般工作,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翻译家必须服务于原文而绝不该将自我强加于原文之上。如果诗人是造物者,那么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然而要做这样一个合格的“工匠”型的译者,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作。因为文本自有其样式,且“除了语言本身存在的韵律规则外,别无其他韵律规则可以将这些段落组合在一起”。韵律美,更是作为诗人的托马斯和作为译者的马悦然共通的志趣所在。

  然而正是形式的美以及深刻的内涵构成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作品旺盛的生命力,他的作品在瑞典广为传诵,当地知识阶层对他的每本作品出版必购,也早就不再是新鲜事。马悦然翻译了很多托马斯的作品,对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托马斯在1990年之后写的多是一些小诗和俳句,他的小诗中,有些主题与中国的绝句相似,会去描写生活中我们不易发现的美,例如“阳台上的我/站在日光的笼里——/像雨后的虹”。而他的俳句区别于日本俳句,都带有奇妙的隐喻,给俳句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赋予了俳句以深奥的禅意,读起来像是宗教的偈语,“阳光的狗链/牵着路旁的树木。/有人叫我么?”他使用的一些意象也常常出人意表,以致被其他诗人“盗用”,“山上的陡坡/燃烧的太阳底下/羊群嚼火焰。/阳光的驯鹿。/苍蝇殷勤把影子/缝定在地上。”

  层层叠叠的意象与密集深奥的隐喻在十几个字的结构中交错,如同一个难解的谜题,或破译不开的密码。它们的外表是小巧的,但谜底却是巨大的。1985年,马悦然和托马斯同时访问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朗诵时,有个男学生说,“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这个学生似乎打算在创作者那里找到答案,但托马斯却解答,或许不该称之为解答地说道:“诗是不需要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做你自己写的!”

  这是何等慷慨和具有气魄的回答,或许诗本来就是被用来感受的,感受美,感受力量,感受真实。这是托马斯的诗歌创作观,他和比他早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有个共同点,即不通过诗歌表达政治,以及他们的诗都广受普通读者喜爱。辛波斯卡一度顺应要文学为政策服务的时势,但直到彻底抛弃政治的影响,她的文学生命才恢复了活力。托马斯曾被指责是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保守派,这和他关心国内国际大事的本性并不相符,但于他而言,“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他的作品回避通常的理性分析,并且就创作来讲,他坚定地绝不愿意让他的诗成为政治宣传的武器。“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托马斯的诗作被称为通往现实的新途径,文字间的流动既受音乐影响,又与绘画接近。为了达成语言完美的呈现,他敢于割爱、消减,放弃用过的风格,如果必要,甚至放弃雄辩,而只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要知道,特翁(马悦然在公共演讲时谈及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固有的称呼)爱诗正如读者爱他,在创作的国度里,在白纸黑字造就的海洋里,他像个国王,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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