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翻译家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163

  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自述的手写稿,语气虽然平淡,人生的波澜却尽收笔下。少时在天津租界读中学,青年时到英国攻读古典文学,抗战中回国任教,解放后由南京到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文革中因与外国人交游较多,夫妻双双被北京军管会逮捕,罪名是特务,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杨先生才算能够踏实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孰料关键时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饱受折磨。杨先生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堪称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做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作嫁衣。难道他们都在后悔当初的选择,如俗话所说,“好牛不拉犁”吗?

  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有诗人的才情也有能力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然而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他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在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通过翻译实现的成就,并不亚于撰述性的大师。刘小枫纪念罗念生先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而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杨先生(还有戴先生)倾其毕生之力,让中外人士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为“美好的东西”,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我们这个社会,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甚至,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现状是,翻译界缺少人才,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做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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