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我国翻译事业发展状况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170

  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先后翻译了《蒂博一家》、《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悲惨世界》、《茶花女》等书,今年傅雷翻译奖获得者之一。北京翻译公司天译时代整理了一资料:

  人生被荒废了10年

  记者:您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赶上“文革”,那时还能搞法国文学研究吗?

  郑克鲁:根本没法搞,等于是停顿了10年。我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时,就被下到农村搞了两期“四清”,总共去了七八个月,第一次在通县,还近一点,第二次在安徽寿县,外国文学所所长冯至先生亲自带队,他在大队部工作,我们被下到各生产队,研究工作完全中断,你说我们能搞什么啊?其实弄了半天,就是人整人那一套,把原来的干部全免掉,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记者:毕业后的情况如何?

  郑克鲁:还是搞不了研究,1969年到1970年,我们又被“一锅端”去了河南信阳,前半年在农村种田,抓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林彪事件”后,运动停止了,我们从农民家改搬到了军营里住,后来就回京了。

  记者:您那时怎么想这些事呢?

  郑克鲁:哪里敢想什么,觉得就应该这样,我还算是幸运的,回来后,虽然研究停止了,可图书馆还在,还是读了不少书。

  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

  北京晨报:您当年为什么喜欢看法国小说?

  郑克鲁: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了,觉得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法国小说好玩。你看《红与黑》中的于连,找了好几个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类似的故事左拉也写了很多,而这样的故事美国文学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记者:经过“文革”这一番折腾,您何时又捡起法国文学了?

  郑克鲁:1971年到1976年,社科院搞法国文学史,我参与其中,这几年看了许多书,巴尔扎克的作品我读了90%,便随手翻译了他的一个短篇《长寿药水》,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后,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一方面是在“文革”期间,我一直没间断学习,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做了几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译,视野不同。以后出版社知道我了,来约我翻译,而我也喜欢做翻译,就答应了。

  当年翻译一个中篇顶半年工资

  记者:在中国,既做研究又做翻译的翻译家很少,您是不多见的一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郑克鲁:我已经翻译了一千万字左右,专业研究也写了三四百万字,研究和翻译确实不太一样,一般来说,研究人员不太喜欢做翻译,而搞翻译的也不太愿做研究,有的书稿翻出来了,前面要加一个1-2万字的序言,翻译往往会拖上很长时间,有这工夫,能翻好几万字了,白白损失了好多稿费,所以他们不爱写,写出来了,也多是介绍性的,不太去分析作品。

  记者:当时翻译一本书大概能赚多少钱?

  郑克鲁:当年比今天还是高多了,千字7元钱,一个中篇能赚420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所以大家都爱干,相对价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吧,其实这比当初还算低的,我听说,水夫先生当年翻译《青年近卫军》时,用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放在现在,普通人恐怕几辈子也买不起。

  现在翻译的稿费太低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后来翻译的稿费变得这么低了呢?

  郑克鲁:主要是“文革”时期被压低的,当时对知识分子有看法,觉得有钱了就不好好接受改造了。以后这个标准就没怎么变过。其实毛主席本人也很爱看翻译小说,他对《红与黑》的评价还挺高,这是我没想到的事。

  记者:市场化以后,翻译的稿费似乎也没怎么增加。

  郑克鲁:这是市场决定的,今天翻译作品的销售情况不太乐观,今天年轻人没工夫看小说,看也是看网络小说,在我看来,网络小说大多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因为那种写作没艺术性可言,只是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它们并不真实。相反,经典性作品过许多年,人们还会看它,比如《红与黑》,不同年龄看,感受完全不一样。

  我只翻译一流作品

  记者:您先后翻译过《悲惨世界》、《茶花女》、《魔沼》等,您为何选择这些书?

  郑克鲁:我翻译很少是自己决定的,都是出版单位推荐的,因为涉及版权问题,但我年龄大了,只想翻译一流作品。有出版社想让我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没同意,因为它在法国算不上一流作品,在中国的评价更高,此外罗曼·罗兰的东西不好译,加上傅雷先生原来的译本也还可以。出版社又向我提出重译《悲惨世界》,我觉得有发挥空间,就答应了。

  记者:您如何开始翻译《第二性》的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女权主义作品比较偏激,您能接受吗?

  郑克鲁:这是一本经典的理论著作,有存在的价值。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把女权主义延伸为女性主义,此前女权主义关注选举权等,而这本书更多关注女人是怎么来的之类问题,扩展了视野。作者也同意女性有自身的弱点,比如历史上女性中基本没出现过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学者,即使有女王,使用的也是男人的法律,这些观点还是辩证唯物的,不能完全否定,当然作者不赞成结婚,这就有点没道理了。

  重心转到经济上可以理解

  记者: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者对翻译作品似乎不那么关注了,您怎么看?

  郑克鲁:因为社会重心转到经济上了,这可以理解,文学当然没有经济重要,它逐渐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应该说,现在每年出的翻译作品更多了,翻译的总量增加了,当然。“文革”后一段时间,一本书可能出个上百万册,现在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但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有的事,当时人们看到多年被禁止的书出版了,感到很振奋,现在再好的书,大家也不觉得那么吸引人了,况且如今好小说确实也不多,全世界每年新出的小说怎么也有1万种,其实好的没几本,读者当然不爱看,就算得奖了也没人关注。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年火爆的景象一去不返?

  郑克鲁:也就这样了,个别书可能会热一热,但热度很有限,比如《第二性》,可能比一般书卖得多一些,但也别指望太高。从翻译的角度看,“好矿”基本挖空了,当然,西方还有一些好东西,也许算不上一流,但算二流应该没问题,作为文化积累,应该翻译过来,可大家不敢翻,因为出版社担心卖不动,毕竟知名度不那么高,西方19世纪下半叶有一些短篇还是很不错的,都是上文学史的作品,我也推荐过一些,可出版社没反应,现在都讲经济效益,我也没办法。

  许多好东西读者不买账

  记者:出版社恐怕也有难言之隐。

  郑克鲁:就是啊,有些好作品翻了过来,可市场反应不热烈,你也没办法,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国内翻译了10年,终于完成,可媒体上介绍了两句,也没引起什么反响,过去也就过去了,其实这些书都是很有用的,可读者就是不买账。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想成为翻译家会越来越难?

  郑克鲁:也许吧,当年的需求没有了,经典的东西基本也都翻译过来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经典了,以后恐怕也就是各行看各行的书,大家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可能越来越少。

  记者:那么,将来会不会再也没有翻译家了?

  郑克鲁:今后还会有翻译家,他们不会消失,毕竟还有那么多好东西没有翻过来,许多与《第二性》水平相当的书,我们一直还没有翻。

  翻译事业需要国家支持

  北京晨报:以这两年颇有影响的“短经典”来说,据我所知,都是一些真正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完成的,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

  郑克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情况也就这样了。翻译事业需要国家的支持,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加强翻译工作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可现在没人想到这一点,这就没办法,许多基础建设项目都是不赚钱的,甚至暂时是亏本的,国家也会投入,如果能拿出很少一小部分给翻译工作,问题就全解决了。

  记者:也许翻译工作者当上了领导,这些想法会得到落实。

  郑克鲁:那也不能太乐观,当了领导就去想领导的事了,未必再想翻译的事,社会变化这么快,将来的事谁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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