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翻译的重要性和准确性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3073

北京天译时代翻译公司精品翻译知识导读:

“外交翻译,一字千金”,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能用金钱衡量,还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明,说明外交翻译的重要性。

外交是干什么的?是很清楚的,外交在世界上的关系当中是最高的层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的面也是很广的,大到主权、国家安全、经济关系,小到一些移民问题,在国外侨团的利益等等,这全是外交。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是外交翻译,它涉及的面很广。就像蔡武主任所说的,我们中国的翻译的特点跟别国不一样,我们必须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口译。口译有的时候两边都得翻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有中文了,提供中文翻译。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有的时候我们听不懂,我还得翻译一遍,实际上两边都得翻。外交翻译,总理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他说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他对外宾说,没有翻译,重要的事情,我们双方一起坐着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外交翻译,其实对所有的翻译都是一样,只不过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外交翻译。

外交翻译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政治敏感性。

这是外交翻译和很多翻译的不同点,当然别的领域的翻译也有这个问题,只是在外交翻译当中它更加突出一点。主要的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翻译就特别敏感。我就简单讲一讲关于台湾称谓的问题,这个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楚。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大陆,是中国大陆,对台湾而言,它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加入国际组织的时候,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时候,因为台湾已经是成员了,它的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要把它完全驱逐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仍然以中华民国的名称留在亚行又是不行的,所以经过艰苦的谈判,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改名为“台湾”。后来加入国际奥委会和APEC的时候,又出现了台湾的称谓问题,那时候就改成“Chinese taipei”,这是用“P”,不是用中国大陆的拼音来拼,而是用台湾的拼音来拼,当然出于大局考虑我们也接受的,所以总的来说,在台湾的称谓上必须要明确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在翻译的时候要有一根弦。

在亚太经合组织当中,它的成员,中国一共是三个,大陆、香港、台湾。怎么称呼呢?不能都说是成员国,那两个不是国家,这时候翻译就要注意,这些在我们的脑子里都必须是很清楚的。当时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享有高度自治的,但外交和国防是属于中央政府的,在口译当中,有的时候领导会出现口误,这时候翻译就有一个纠错的功能,自动纠错。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过我们的外交口译人员说,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是翻译也很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这就属于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有很多别的时候也是有的,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见他的时候,不太习惯说尼克松先生,说着说着就说“尼克松同志”,翻译不能这样翻译,所以翻译都有个纠错的过程。

从词句上也有不够恰当的,也要纠正过来。有句话,香港特区将会保留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活方式。照字面意的话,“保留”是怎么理解?人们就可能很快想起来英文里的意思,但是中文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前面的东西完全不动保留下来,另外一种是港人治港,可以有自己的政府,但是政府里面的人不会全部都保留下来,因为我们是港人治港,原来英国的这些官员们就得离开。所以,开始的时候翻译是不对的,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后来就改了。

第二,关于领土争议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同一些国家还有一些领土争议,在涉及到争议地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各有各的名字,比如说钓鱼岛,我们就叫钓鱼岛,日本叫做间隔群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跟我们有不同的叫法,这时候翻译人员都要有了解,要弄得比较明确。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多。

第三,吃透我方领导的意图

在外交工作中要注意尊重对方。国际上外交有个惯例,那时候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时候,联合国开会,可以把一个国家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不能点它的名字,特别是不能点领导人的名字,如果这样的话,他觉得太差了。这从两国关系中还是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像李肇星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有在跟外国人的交谈中,他明明知道是哪个国家,就说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超级大国”,这时候翻译如果稀里糊涂把这个国家说出来了,就等于是完全砸锅了。这也是一方面政治上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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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的时间还要直截了当。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他们的解释是参拜靖国神社是参拜日本为国捐躯的军人,而不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我们李部长讲的时候,他干脆把靖国神社不说了,他就说小泉首相去参拜二战时期的甲级战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没有什么好辩论的,这个时候翻译也得跟上去,不要说惯了就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

第四,词语的选择和政治敏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外交上咬文嚼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举个例子,中国人讲关心和关注讲得很多,就是来表示对某一个问题的主意,作为英文有好几个选择。比如说有个邻国发生外交政变了,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某某的局势十分关注,正在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现场翻译所选择的词汇,意思却包含了对他的局势的忧虑,好象是我们对他这边不赞成,对方就提出交涉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某一个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治病,他身体不是太好,我们说我们对阁下的健康很关心,开始有个翻译翻译成你的病很重了,我们很担忧。这样不好,那么到底怎么翻译呢?就像今天蔡武主任说的“三贴近”里说的,要贴近他们的思维方式,说明我很关心你的健康。诸如此类的,说明我们对他的关心。

第五,背景情况一定要了解。

还想引用一下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说的,他说做口译是不容易的,知识面要广,资料要多,来得要快。知识面广、资料多,就指背景情况,要翻译,要多看谈话记录,领会精神,按谈话精神来译,不是一句一句地译。

参加外交谈判的翻译人员脑力劳动强度很大,要做记录,怎么能够减轻脑力劳动呢?如果你对这个知识很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关键的要记下来,什么可以略。在有些问题上,要加重语气,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让对方充分地消化,这就可以做到得心应手。翻译不免得会漏一两个词或者短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背景情况很熟悉的话,你就不会漏最关键的词,不关键的事儿你都说得很全。所以,背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再举几个例子,讲讲背景知识对翻译准确性的影响。有一个很老的例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斯里兰卡有个“米胶协定”,这个“胶”是什么?当时的领导人说话不像现在说普通话,有口音,说是“xiangjiao”,到底是“香蕉”还是“橡胶”,根本搞不清楚,知道了这个背景你就不用问了,也不至于翻成“banana”。所以,这是背景知识的问题。

另外,在准备过程中,有的时候要对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主要产品要清楚。那时候非洲有个国家的领导人跟我们说他们有个“cassava”,淀粉很多,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起来。翻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尽管这不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但是很关键,因为不知道下面全都翻译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大使馆的领导人知道是木薯,就可以翻译了。所以,有的地方的地理、经济发展情况,也是需要翻译充分掌握的。

第六,对双方的关系要有很好的了解。

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个例子,就是马其顿,我们同马其顿是1993年建交的,但是1999年的时候,台湾给它收买去了,我们就跟它断交了,终止了外交关系,到2001年的时候又复交了。后来他们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中马关系十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我们说,中马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不平凡怎么理解?在中文里,中文是个很含糊的语言,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很含糊。不平凡可以说不同寻常,也可以说是特别、非凡、出色、了不起的,可以有多种选择。因为年轻的翻译不太了解中马关系的历史,实际上我们关系当中有曲折,有不好的地方,是这个意义上的不平凡,如果知道它的背景、知道它的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不平凡的意思是有曲折。后来翻译的比较含蓄的说明了问题,这样就把中马关系当中的十年的情况大体上用一个词总结出来了。

另外,欧盟现在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欧盟要建立一种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应该怎么翻译?如果知道欧盟历史的话,就知道这个联盟怎么翻译了,如果不知道的话,翻译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描述两国领导人的会谈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坦诚的交谈。中文是个单音节的字,很多时候是两个音节、四个音节放在一起,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意思,有的时候不一定重复,像“坦诚”,一个是坦率,一个是真诚,到底把它落脚在坦率还是真诚?这里面又有学问了。如果两国谈得是比较好的,而且分歧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把大家的意见全都说出来了,那就可以用坦率。而有的时候,两国谈得也挺好,但是大家还是有很多分歧的,那还要有一个真诚。翻译坦诚的时候,就要知道两国关系的程度。

另外,翻译还要担任一些解释的任务。我可以稍微简单谈一下,对我们经常要涉及到的关键的文件、关键的词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对于口译来说,有些关键的文件里面的一些词你都必须要背出来,像那时候谈中美关系的时候,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的一些关键的句子,另外中美建交和上海公报里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具体每个字都要背出来,都要很清楚。我们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经常同外国人介绍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就说中美关系要以三个公报为基础,对美国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不知道这三个文件是什么,你得说清楚,哪一年是干什么用的。817公报,是8月17号,但是哪一年的是干什么的,是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这样人家才清楚。另外,像中日关系,日本人说深刻地反省,反省是从日文那儿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联合声明里是怎么说的。

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关于文化上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有一个政治术语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术语很多,比如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我们领导人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翻译所用的词汇,我查了外国的字典,最主要的翻译是享受,所以现在应该改一改。类似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也很多。比如说实用主义,字典上翻译实用主义是好词,而我们中文的实用主义不是好词,所以在反恐斗争中,实用主义双重标准都是有害的,它的实用主义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对方习惯的问题,我稍微简单讲一讲。我们中文讲“血肉关系”一点不觉得难受,血肉凝成的友谊,两岸同胞的感情血浓于水。如果翻译成“血”,人家感觉很难受、恶心,所以我们就要变一变翻译。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把皮和毛都翻译出来了,人家也觉得很恶心,也弄不懂。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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