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叹几位翻译家遭遇

日期:2009-10-15 10:20:35    阅读:2078

  十多年前,读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出版邓云乡所著的《文化古城旧事》,第五章「中旅保姆」一节中所谈陈绵,引起我的注意。

  陈绵,字伯早,福建闽侯人,其父为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绵早年毕业于北大,后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戏剧导演,获艺术博士。回国后曾任中国旅行剧团导演,又到中法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据邓云乡回忆,陈在家中与太太、女儿(邓文没说清楚是与哪位太太哪位女儿,因为他有两位太太,两位女儿)都讲法语,与法籍的二太太吵架,更是满口法语。据邓语焉不详的暗示,陈绵北京沦陷期间虽被日本人抓过两次,但也有「落水」之嫌,不但在五六十年代其罪难绾,就是在傅斯年看来,也在该撵出北大之列。邓文最后说,解放后,陈在外国语学院作法文教授,以「齐放」为笔名写点小文章,文化大革命一关,未过去,整死了。云云。《文化古城旧事》一书校勘不精,作者行文也每见粗疏之处,人名常有讹误,如说齐放只写点小文章便不确。据我的检索,陈绵以笔名齐放在一九四九年后出的书(包括与他人共译),达十册之多,这应该不是小文章吧。

  读毕邓文,我查了《中国翻译家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八年版)。该词典的陈绵条没注明卒年,也不曾拈出他的「落水」经历。而与陈绵同时的著名翻译家钱稻孙(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词典同样不曾拈出其「落水」经历,有说钱已不作汉奸看待,则陈绵更不属汉奸,此说然否,不得而知,姑录以备查考。

  说来也巧,近日读了一册张泉所著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在第五章第四节「古城文学家」中,又读到了与陈绵有关的文字。首先,该书注明陈绵殁于一九六六年(钱稻孙同殁于一年,张泉误将钱殁定为一九六二年,对于文革的过来人,殁于一九六六年意味着什么,大概与苏联时代的殁于一九三七年相近)。继而,作者写道,「一九四二年九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时,他又以国立艺专教授的身份担任评议员。次年八月,作为华北的代表前往东京出席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在会上表示,他深受大会热烈情绪的鼓舞,准备绞尽脑汁尽文人的责任。」显然,陈绵的这些言行,都令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吃不了兜着走,而且累及后人。邓云乡说的到外国语学院任教,我想就是让他换个名字有地方译书餬口,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养起来,课是上不了的,陈绵之于齐放,犹周作人之于周启明。他们中间,只有钱稻孙是例外,译作署的还是自己的大名,当局听之任之,这里有些什么蹊跷,同样不得而知。

  最后,应该谈到陈澂莱的合作者宗璞的回忆。关于陈澂莱,宗璞曾写过两篇散文,那是收集在《铁箫人语》(青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中的《水仙辞》和《三幅画》。宗文对合作者的出身不置一词,也就是说,她或者不知陈父其人,或者不想提。鉴于当年政治第一的氛围,似陈这样「显赫」的家世,同机关的人是很少不知道的,看来还是以后者居多。下面是宗文的节录:「我们曾一起翻译《缪塞诗选》,其实是她翻译,我只润饰文字而已。」但合作者的翻译观南辕北辙,用宗璞的话来说,「我嫌她太拘泥,她嫌我太自由,……我说译诗不能太认真,因为诗本不能译。她说诗人就是认真的,译诗的人更要认真。」尽管宗璞当过多年的《世界文学》编辑,也算是翻译界的老前辈,但我还是要说,斯言谬矣!陈澂莱是对的,我当引以为同道,虽然天分、训练有高低优劣之别,译诗这一试验本来成功的希望就不大,但认真两字必不可少。

  宗璞最后写道,「澂莱于一九七一年元旦在寒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原由。我曾为她写了一篇《水仙辞》的小文。现在谁也记不得她了,连我都记不准那恐怖的日子。」又说,「她也是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点固执,是无与伦比了。因为固执到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断。」作家以诗笔为文,一唱三叹,自有自己的剪裁取舍之道,不能面面俱到乃事所固然,但我还是要说,她太吝惜笔墨了。

  两代翻译家的遭遇,我断断续续读了四十多年才读出一个梗概。也许有人早已为文加以揭橥,只是我一直懵然无知而已。

推荐阅读内容